唐诗泛指创作于唐朝诗人的诗。唐诗是中华民族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主要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主要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特点: 题材多青山白云、幽人隐士;风格多恬静雅淡,富于阴柔之美;形式多五言古诗 、五绝、五律。

  特点: 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诗词自由、奔放、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语言主张自然,反对雕琢。

  特点: 诗歌艺术风格沉郁顿挫,多表现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情怀。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

  陈子昂也是初唐有名的诗人,他是第一个举起诗歌革命大旗的作家。在文风上,初唐时期的诗人作品中气象万千,雄浑博大,已经从南北朝争相纤构狭小的宫体诗中逐渐走了出来,开辟了新的世界。盛唐时期

  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诗发展至顶峰时期,题材游子吟广阔,流派众多,出现“边塞诗派”与“田园诗派”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即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

  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另有王维、孟浩然代表田园诗派和高适、岑参代表边塞诗派。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包融被称为“吴中四士”。

  前期代表诗人刘长卿、韦应物(山水诗,王孟余绪)、卢纶、李益(边塞诗,高适、岑参余绪)后期则出现“新乐府诗派”、“韩孟诗派”。白居易、元稹领导了新乐府运动。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进步理论主张,白居易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此外,刘禹锡,李贺之诗也颇有成就。

  诗狂--贺知章:秉性放达,自号“四明狂客”, 因其诗豪放旷达,人称“诗狂”。

  诗家天子 (另一种说法--诗家夫子)七绝圣手--王昌龄:其七绝写的“深情幽怨,音旨微茫”,因而举为“诗家天子”。

  诗仙--李白:诗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雄浑奔放,色彩绚丽,语言清新自然,被誉为“诗仙”。

  诗豪--刘禹锡:其诗沉稳凝重,格调自然格律粗切,白居易赠他“诗豪”的美誉。

  诗魔--白居易:其作诗非常刻苦,“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人称“诗魔”。

  五言长城--刘长卿:擅长五言诗,他的五言诗作是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七八,自称“五言长城”。

  诗鬼--李贺:其诗善于熔铸词采,驰骋想象,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璀璨多彩的形象,故称其为“诗鬼”。

  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

  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

  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

  (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

  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普通话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

  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

  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

  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

  夕阳的余辉映照着村落(墟落),归牧的牛羊涌进村巷中。老人惦念着去放牧的孙儿,拄着拐杖在柴门外望他归来。在野鸡声声鸣叫中,小麦已经秀穗,吃足桑叶的蚕儿开始休眠。丰年在望,荷锄归来的农民彼此见面,娓娓动情地聊起家常。这美好的情景使诗人联想到官场明争暗斗的可厌,觉得隐居在这样的农村该是多么安静舒心;惆怅之余不禁吟起《诗经》中“式微,式微,胡不归?”的诗句(意即:天黑啦,天黑啦,为什么还不回家呀?),表明他归隐田园的志趣。王维精通音乐、绘画、书法,艺术修养深厚;苏东坡评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上面这首诗就可以说是一幅田园画。

  与王维齐名的诗人是孟浩然,原籍襄阳(在今湖北省),常被称为孟襄阳,据说他曾在张九龄官署偶然遇到唐玄宗。玄宗知道他的诗名,命他朗诵诗作。他诵读了《岁暮归南山》,其中有“不才明主弃”(我缺乏才能,所以圣明的君主不用我)一句,玄宗听了大不高兴,说:“是你不求当官,不是我不让你当官,你怎么能怪我!”后来他考进士没被录取,也没正式做官,长期漫游和隐居,以山水诗闻名于世。他的

  老朋友杀鸡做饭,请他到村中作客。近看,茂密的绿树严严地围住村庄;远望,青翠的山峦向远方延伸开去。打开轩窗,可见到堆着谷物的场院和青青的菜园;端着酒杯兴致勃勃地聊起桑麻的长势和收获。在这样天然图画中与好友饮醇酒,啖佳肴,纵情谈笑,该是多么快乐和惬意!酒后,朋友间仍恋恋不舍,约定九九重阳节再来欢聚,痛饮美酒,醉赏菊花。

  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绿荫蔽天,落花飘地,清潭见底,荷动鱼散,渔翁之意不在鱼,单是这美好的景致就是最好的享受了。日暮罢钓系船,在绿杨芳草中等待好朋友(情人)来相见,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就等于神仙了吗?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没有困扰和烦恼,然而作诗时要暂时抛开它,抓住某一美好的场景和情绪,尽情发挥和渲染,诗人满足了创作欲,也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这就叫作诗。

  诗中的“走马川”、“轮台”、“金山”、“车师”都是常见的北方或西域地名,这里用来做地名的代号,并非实指,所以读诗时不必求真,只注重理解诗意诗情。这首诗一开始,就大笔淋漓地描绘出西域狂风弥天、飞沙走石的恶劣环境。匈奴(代表强悍的北方民族)来犯,狼烟四起;将军带兵奔赴战场迎敌。夜行军兵器互相碰撞,尽管寒风如刀,落雪的五花马背上依然热汗蒸腾,很快又结成冰凌。在帐幕里起草讨敌的檄文(战书),还未等写完,砚台里的墨水已冻成冰块。这样吃苦耐劳勇武向前的军队,一定会使敌人闻风丧胆,不敢交战;那我们就在车师的西门等待胜利凯旋的捷报吧!诗中表现的乐观豪迈的气概,正是盛唐时期时代精神的体现。

  军队白天要登上山头瞭望烽火报警的情况,黄昏时又匆匆赶到交河(在新疆吐鲁番,此代有水的地方,非实指)去饮战马。刁斗是一种铜制的锅,白天用它烧饭,夜里做打更的柝〔tuò拓〕用。军人们背着刁斗在刮得昏天黑地的风沙中艰难行进,这时联想到汉代从这条路远嫁乌孙王的公主一路上弹奏的琵琶曲,一定是充满幽怨。在荒无人烟的地方野营过夜,飘起弥漫天地的大雪,和远处的沙漠连成迷蒙一片。秋夜里南飞大雁的鸣叫声凄厉又哀伤,交战对方的胡兵也耐不住这艰苦生活而落下眼泪。听说朝廷已传下不准后退的命令,只能拚着性命跟随将军(轻车将军为官名)去死战。玉门被遮,即不准退入玉门关,用的是《史记·大宛列传》的典故:贰师将军李广利攻大宛失利,退至敦煌,请求朝廷退兵,汉武帝“闻之大怒,使使(派使者)遮玉门,曰:有敢入者辄斩之!”拚命向前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战死,年年有无数人抛骨荒远的异乡,唯一的成果是葡萄(蒲桃)从西域传入中原种植,供富贵者享用。诗中虽流露出哀怨的情绪,基调还是高昂进取的。

  战争过后多年,战场依然暗淡凄凉,漫漫的黄尘,杂乱的蒿草,白骨散弃其中,永远被人遗忘。无论死者是哪一方的,对其本人和家庭来说,都是凄惨的悲剧。

  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现甘肃省静宁县),一说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先人曾流落西域,大约在李白五岁时迁至四川昌隆(今江油县),并在此度过青少年时期。李白家境富裕,少年时饱读百家书,表现出不凡的文学才能。同时好交游,受朋友和社会影响,喜谈修道成仙,向往行侠仗义,慷慨有大志,性格豪放不羁。25岁时离开家乡,漫游长江、黄河南北各地,结交社会名流,以诗文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友人荐举,唐玄宗召见他,任他为翰林待诏,做皇帝的侍从文人,居长安近三年,使他对宫廷和贵族社会有了直接了解。由于权臣排挤,于天宝三年(公元745年)离开长安,再度开始漫游生活。在洛阳,他与比他小11岁的杜甫相识,结下终生友谊。安史之乱开始时,他已55岁,正在宣城(在今安徽)。在安史之乱中,他怀着报国之情,应永王李璘之邀,入其幕府做事;后李璘被肃宗李亨铲除,李白则被流放夜郎(在今贵州),中途遇赦而归,生活于金陵(今南京)和宣城间,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病逝于当涂(在今安徽),享年62岁。

  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侠客行》是此类诗的代表作。在长安3年经历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愤怒出好诗,于是,便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的著名诗篇。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的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这种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代所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诗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无遗,成为后人考察李白伟大人格的重要依据。

  李白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怀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也十分关心战争这一重要问题。对保卫边疆的将士予以热情的歌颂(如《塞下曲》),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则给予无情的鞭挞(如《战城南》、《丁都护歌》等)。李白还写了不少乐府诗,描写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与同情(如《长干行》、《子夜吴歌》等)。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读者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李白的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

  李白终生幻想施展抱负,干一番经天动地的大事业。这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在《上李邕》一诗中说:

  他以《庄子》里讲的那个搅动天海的大鹏自比,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满自信,受到世人嘲笑,还以孔子(宣父)“后生可畏”的话为自己辩解。诗人在政治上十分天真,实际他未必具备政治家的才干,他的“大言”遭冷笑并不奇怪。然而作为诗人,他却是个天纵之才,是一只遨游天海的大鹏。他一生作诗人,政治上无作为,在他自己看来是不幸,可是对中国文学来说,却是大幸。唐诗如无李白,那就同华美的大厦拿掉一根栋梁,那才是极大的遗憾呢。

  这是讽刺皇帝身边得势的佞幸人物。他们坐着华贵的大车招摇过市,荡起漫天灰尘。一些宦官(中贵)钱多得不得了,修起宏丽的住宅。替皇帝开心的斗鸡人,也坐着带华盖的车耀武扬威。他们鼻孔朝天,喷出的气息仿佛吹动了天空的云霞(极言其骄横),路上行人被吓得不敢靠近。最后诗人慨叹,社会上再也没有许由(洗耳翁)那样的贤人了,谁还能分出好人(尧)和坏人(跖)呢?传说古代的圣君唐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听说后认为污染了自己的耳朵,就跑到河边去洗耳朵,他被认为是厌弃名利的贤人。跖,是传说中古代的“大盗”,当然是作为坏人的代名词。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王朝走下坡路,李白敏感到这一点,在诗中给以暴露和讽刺。李白直接描写人民苦难的诗不太多,但写得极精彩,如《战城南》:

  这首诗用的是汉代乐府诗的题目,有意学习乐府诗的传统,但比汉代那首《战城南》写得更形象,更深刻。“桑干”、“葱河”、“条支”、“天山”都是边疆地名。唐代兵士远离故土到这些地方征战,往往有去无回。有些边疆民族以战争劫掠为业,古今不知有多少人战死荒漠之中。秦代修筑长城防备匈奴的地方,至今(“汉家”,唐人习惯用“汉”代称“唐”,实指唐朝)仍然烽火不息,战争不断。战败的马匹在战场上悲鸣寻找它的主人,而它的主人却被乌鸦和鹰啄食,肠子都挂上枯树枝头。士卒战死,领兵的将军也空忙一场,毫无所获。最后诗人用古代兵书的话说:战争可不是好玩的东西,有德的君主只有在不得已时才用到它。唐玄宗好大喜功,连年征战,百姓遭难,这首诗即为此而发。

  李白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诗很多,多为杰作。他的这类诗同王维、孟浩然的诗格调不同,如果说王维、孟浩然的风景诗是细致入微的工笔画,李白的风景诗则是飞动椽笔的大写意。他常登金陵凤凰台常不是作一草一木的刻画,而是从宏观摄取大自然的神韵。长江大河,巉〔chán蝉〕岩峭壁,万里风云,幽石古木,一到他笔下立刻飞动起来,为他所驱遣,创造出一个与造化同在的神话般的世界。

  这是多么宏大的气势!只有李白的胸怀才能装下这样的气势,只有李白的神笔才能写出这样的气势。又如著名的《蜀道难》中的一段:

  这是一段绝妙的风景描绘。诗人用极度夸张的语言写出蜀道的艰难险峻:太阳神驾着六龙的车子到这里也要折回来,奔腾的江水也要撞回来;黄鹤飞不过去,猿猴也愁于攀援。著名的青泥岭道路弯曲险怪,行人伸手可摸到天上的参星和井星,累得喘不过气,无不拍着胸膛长声悲叹。山中幽深的古木之上,各种鸟类的鸣叫更增加了神秘恐怖的气氛。这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不要说去通过,就连听人说一说,也把脸都吓白了。诗人笔下蜀道上的奇姿壮彩,真可开拓读者的心胸神臆,令人魂悸魄动,惊起长嗟。这段诗句的奇思异想和豪壮奔放的风格,正是李白诗独具的特色。

  清代诗人赵翼评李白诗说:“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瓯北诗话》卷一)这段话概括出李白诗的艺术风格。李白自觉地继承了屈原以来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加上他的天才和勤奋,创造出独特的李白风格。他的诗歌,第一个特点是具有浓烈的激情。他心地纯洁,胸怀开阔,憎爱分明,高兴时美酒清歌,仰天大笑;悲愤时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歌哭笑骂,无所避忌。第二个特点是无比丰富的想象力。诗思来如迅电,去如疾风,纵横变幻,大起大落,随着他抒情的需要,上下古今人物,天文地理知识,真实的历史,虚幻的神话随时来到他的笔下,注入诗句,为他服务。第三个特点是常用夸张的语言抒发激情;如“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一风三日吹倒山”之类极度夸张的诗句,在他的诗中所在皆是。唯其夸张,所以传神,极不准确的语言却极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感情。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著名诗人。他青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游历过南起吴、越,北至齐、赵等地。35岁到长安求官,过了10年穷困落拓的生活,最后才得到一个八品小官。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杜甫曾陷 城中,后逃出投奔肃宗李亨,任左拾遗。49岁时,弃官携家入川,在成都郊外建草堂定居,由好友严武保荐任过一段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常被称为杜工部)。流落四川八年,57岁时出川,辗转流徙于湖北、湖南各地,59岁时在岳阳附近病死于一只小船上。

  李、杜齐名,但他们的性格和诗风却很不相同。李白像狂放不羁的骏马,杜甫像忍苦载重的犍牛,各具风范,各有价值。杜甫诗风老成稳健,倾向现实主义。他的全部诗作,一方面反映了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一生的遭际,同时也是唐帝国由盛转衰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杜诗又被后人称为“诗史”,即本于此。

  初冬(孟冬)时节,从十几个郡征来的良家子弟,一战之后鲜血都洒在陈陶水泽之中。蓝天下的旷野死寂无声,四万兵士一日之内全部战死。野蛮的胡兵箭镞上滴着善良百姓的鲜血,唱着人们听不懂的胡歌在长安街市上饮酒狂欢。长安城的百姓转头向陈陶方向失声痛哭,日夜盼望唐朝军队打回来恢复昔日的太平生活。诗人的悲愤恰是人民的悲愤,他在替百姓呼号。杜诗中著名的“三吏”、“三别”,全面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我们看其中的《无家别》:

  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诗中的“我”是个当兵归来的青年农民。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农村普遍衰败,田园庐舍一片荒凉。这个败阵归来的士兵看到家乡已面貌全非,乡邻们走死逃亡,旧里已成空巷,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一片凄惨气氛。村里成了狐狸之类的乐园,它们反客为主,竖起毛来发怒,怪这个青年的哭声搅乱了它们的安宁。在百无聊赖中,这个农民为活下去开始锄地,灌园,尽庄稼人的本分。然而仍不能安静地生活,县吏知他回来,又召他去练兵。这次是当地方兵,不出本州,转身看看家里,任何可携带的东西都没有。稍觉安慰的是,虽然只身一人,在本地总比远离家乡不知所归好些吧。可是又一想,家乡已一无所有,无所留恋,远近都一样,无所谓了。他又想起已经死去五年的母亲,生儿得不到孝顺,母子都留下刻骨的遗恨。人生到了这种无家可别的程度,百姓还怎么活下去呢?

  “三吏”、“三别”使人们想到:是谁把百姓弄到这个地步?自然是那些当权者们的腐败导致的。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未传到长安时,杜甫写过一首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对以唐玄宗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奢侈的生活进行了尖锐的揭露,指出他们的享乐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农民的基础上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极度的不平,使诗人写出近乎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诗句。在这首诗的最后,诗人写他回到奉先县家中的情形:“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他自己的孩子也饿死了!悲痛之余他想到,自己做为小官僚,既不缴纳赋税,也不从军打仗,生活中尚且充满酸辛,那些平民百姓的苦难就更可想而知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三年,杜甫写了著名长诗《北征》,深深忧虑“乾坤含疮痍”的全国动乱形势,阐述了对时局的见解,热切期望国家中兴,爱国爱民之情充溢全诗。

  参、商是此出彼没永不同时出现的两颗星星,比喻朋友难得相见。在一个美好的夜晚,诗人与阔别多年的老友聚会在灯光下款叙离情;青春时光匆匆过去,彼此看到对方的鬓角都已花白。诗中写到相见的惊喜,儿女的礼貌,招待的热情,饮酒的畅快,最后写到即将分别的怅惘,处处透出美好深挚的情感。有相当社会阅历的中老年人读这首诗,更容易被感动。

  这是杜甫晚年滞留在夔〔kuí傀〕州时写的。时值秋天,霜露过后的枫树林枯叶纷纷凋落,隐天蔽日的巫山巫峡气冷天清,愈加萧索森幽。长江中涌起连天的波浪,想望中的塞北天地间仍布满争战的风云。诗人到此地已见菊丛两次开花,此刻又想起对花流泪的情景;被牢牢系在岸边的孤舟,使诗人想到自己欲归故园而又不得离开的境况,兴起无限伤感。这里的妇女们正忙着动刀动尺裁制过冬的棉衣,白帝城里传来阵阵捣衣的砧声,这一切都搅动起诗人刻骨镂心的乡愁而无法开释。过去人常用“沉郁顿挫”四个字来评价杜甫七律的风格,这首诗就是一个典型。

  在成都杜甫草堂里挂着郭沫若写的一副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这16个字是对杜诗很好的概括。杜甫的诗歌体现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良心。立身群众中,与百姓同忧乐,替人民呼号,为黎庶请命,在这方面他是中国知识分子永久的楷模。他一生心血都用在写诗上,其诗具有坚实的内容,纯真的热情,深沉的激愤,凝重的格调,从这方面说他又是诗人学习的榜样。他“读书破万卷”,善于学习和继承传统;“语不惊人死不休”,写诗态度严肃认真,无论古体诗和近体诗,都臻于妙境和化境。所谓“诗圣”,就是诗歌领域的圣人,中国3000多年诗歌史上得此殊荣的只有杜甫一人。

  20句诗,等于一篇完整的游记。开头把读者的想象从崎岖的山路上,引到黄昏的寺庙中,恍惚看到迷茫的夜空中翩然来去的蝙蝠。作者很惬意地坐在台阶上休息,看到雨后的栀子生意盎然,这该能引起人们多少有趣的遐想呵。接着写看壁画,吃饭,夜宿,直写到第二天下山。这时见到的是另一番景象:高低上下难以找寻的山路,两旁山花烂漫,涧水呈碧,佳木葱笼,再到清澈的涧水里洗洗脚,凉爽的风吹到身上,该是多么快慰!最后四句是议论:人生里这就是快乐,何必去当那个官儿,让人管束呢?我们一伙的那几位朋友啊,你们能到老都不辞官归来吗?这首诗写的全是眼前景物,选择、叙述恰到好处,语句峭拔,意境清新。

  汉代扬雄曾把吟诗作赋比作“雕虫篆刻”,微不足道。此处“雕虫”指作诗的人。李贺说自己是个专门“寻章摘句”为作诗拼尽心力的人,作诗经常通宵达旦,只有帘外弯弯如弓的晓月陪伴自己。国家重视武功,年年在辽海(指北方)打仗;写诗作文的人只好在衰飒的秋风中哀哀哭泣。他果然寿命不永,27岁时便死去。

  中唐时代成就最高的诗人是白居易。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半生为官,与好友元稹齐名,被称为“元白”。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即诗文要为时代服务,为现实服务。这种明确的理论是相当进步的。他熟悉和同情百姓疾苦,他的政治讽谕诗《新乐府》50首和《秦中吟》10首,都是为民请命的好作品。我们读

  唐代政治腐败的根源之一,就是太监专权。这首诗就是讽刺宦官的。他们穿红佩紫,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去到军队里赴宴,饮罢美酒佳酿,吃完山珍海味,得意洋洋,精神亢奋,旁若无人。诗的最后笔锋突然一转:这年江南大旱,衢州(今浙江省衢县)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没有一句议论,思想已鲜明地表达出来:原来这帮国贼吃的是人民的膏血!《秦中吟》、《新乐府》之外,同类的诗作还有很多,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写的《代卖薪女赠诸妓》:

  卖柴妇女乱草一样的头发上扎着粗布头巾,每天都到寒冷的山中去背柴;同样是钱塘江畔长大的女人,为什么另一些人却穿红戴绿、骑马坐轿,过着舒坦日子?“著红骑马”的是妓女,其实她们过的是另一种辛酸的日子,表面穿戴好,付出的是被人玩弄的代价;真正的剥削者是那些欺压农民、玩弄妓女的达官贵人。不平之中还隐藏着不平,诗颇耐人寻味。白居易诗名很大,在外国(如日本)也有很大影响。他的名作还有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前者写唐玄宗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后者写一名乐妓的辛酸遭遇,都写得优美和谐,真切动人,流传千古而不衰。晚唐诗人杜荀鹤、聂夷中、皮日休等,学习白居易,写过许多反映人民疾苦的好诗。

  唐代诗歌,无论就其作者之众多、题材之广泛,还是就其艺术之高超、影响之深远来说,都是空前的。我们要继承和研究这份宝贵的遗产,吸收其精华,期望有一天再创造出一个中国诗歌的新高峰。

  在隋末的农民蜂起的大起义中,原隋朝大官李渊和他的儿子们(世民与兄建成),其中李世民功劳卓著。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统一的帝国(疆域约1100多万平方千米)。并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文明的国家!在唐鼎盛时期不仅物质富庶繁华,而且文化也极其繁荣,而诗歌更是发展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是中华诗歌史上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据全唐诗不完备统计,整个唐朝时期,二百八十九年中,至少产生了有名记载诗人就有两千三百多位,近五万多首诗作。这与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遗留诗歌总数比较还超出两到三倍!

  连鲁迅也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朝已被做完,此后倘非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再动手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唐朝后就没好诗了;实在是后来人写古诗,要先读唐诗是很必要的。唐诗代表了中华诗歌的最高成就,无疑是中华以及世界文坛上浓墨重彩的笔触!更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最具文采的一座巍峨耸立的高峰。

  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唐朝的政治比较开明,特别是在宗教和文化上,对儒家、释家、道家,都提倡;允许外来宗教在国内传布,这对于人们开阔眼界,活跃思想,促进文艺上,各种风格流派的形成,是有益的因素。同时,唐朝国力强大,统治者对自身充满信心,因而基本上没有‘文字狱’,所以文人胆子都比较大;(例如;李白遭谗,也就是‘赐金放还而已)所之,文人及诗歌体裁宽广,而反映的社会问题迅速而尖锐。(并非是一片颂扬)

  唐朝同邻国与边境各族实行的是:经济、文化交流政策;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方面接受西域,及外来影响,(印度、中亚国家)这些新鲜事物,同时也给诗人们以宽敞良好的艺术熏陶。

  共四个时期。盛唐是唐诗繁荣昌盛的顶峰,大诗人李白,杜甫,等就生活经历过这个时期。如今,谈这个话题,着眼点也是从“诗歌”本身发展来展开审视。这一点,比较唐代社会之历史进程;发展,起伏,衰落,基本是一致的。

  唐诗和宋诗,不仅是两个朝代诗歌的总名,而且代表了我国诗歌史上两种诗法和诗歌。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唐诗主言情,即使说理,也多以抒情方式出之;宋诗喜说理,崇尚议论。唐诗多含蓄;宋诗多直露,言尽意亦尽。唐诗多注重生活感受的直接描写和抒发;宋诗的优秀之作也来自生活,但往往先从理性上把握,然后再选择恰当的形式。所以宋诗即令句句生动具体,总是有某种逻辑思维的潜流贯穿其中,不像唐诗的意境大都以直观形式表现出来。总之,唐诗总用感性形象来把握现实,宋诗则多借助理性思维来解剖现实;唐诗诗味较浓,宋诗诗味较淡,但却以思想的细致深刻、技巧语言的精益求精弥补之。由于这些原因,宋诗比唐诗好学。唐诗靠灵感,宋诗靠才学;才学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灵感却不能勉强。唐诗靠感性,宋诗靠理性;理性可以深思熟虑获得,而感性(形象思维)却比较难于捕捉。而且,清代学宋者并不排斥唐诗,往往还由宋窥唐,故用力较易,又不致造成粗犷肤廓之弊。因此,宗宋往往比宗唐获得的成就要大。

  事实上,从中唐开始,唐诗就有向日后的宋诗演变的趋势。而宋诗的许多特征,都可在杜甫、韩愈的诗中找到滥觞。从整个诗歌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例如,诗歌在题材和语言上趋于通俗化,描写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并采用俗字俚语,这种趋势是从杜甫开始的,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而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又如在诗歌中发议论,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在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杜甫、韩愈对宋诗的启迪作用尤其重要。

  宋人曾说:“工于诗者,必取杜甫。”(黄裳《陈商老诗集序》)清人则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叶燮《原诗》卷一)这些论述都是符合实际的。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销愁愁更愁。李白 《宣州谢月(左)兆楼饯别校书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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