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初中语文选两首杜牧诗赏析

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


  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理人国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

  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杜牧的诗歌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其诗英发俊爽,多切经世之物,在晚唐成就颇高。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大杜“。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杜牧诗,由裴延翰所编的《樊川文集》前四卷是可信的,但裴延翰手编《樊川文集》收得不全,因此到宋代就产生了《樊川外集》《樊川别集》等补遗之作。清人冯集梧注《樊川诗集》,除这两个集子附录外,又增编了《樊川诗补遗》。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印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时,又据《全唐诗》增加了《樊川集遗收诗补录》,因此现存题为杜牧诗者共有486题524首。

  这首诗是即景感怀的,金陵曾是六朝都城,繁华一时。目睹如今的唐朝国势日衰,当权者昏庸荒淫,不免要重蹈六朝覆辙,无限感伤。首句写景,先竭力渲染水边夜色的清淡素雅;二句叙事,点明夜泊地点;三、四句感怀,由“近酒家”引出商女之歌,酒家多有歌妓,自然洒脱;由歌曲之靡靡,牵出“不知亡国恨”,抨击豪绅权贵沉溺于声色,含蓄深沉;由“亡国恨”推出“后庭花”的曲调,借陈后主之尸,鞭笞权贵的荒淫,深刻犀利。

  建康是六朝都城,秦淮河穿过城中流入长江,两岸酒家林立,是当时豪门贵族、官僚士大夫享乐游宴的场所。唐王朝的都城虽不在建康,然而秦淮河两岸的景象却一如既往。

  有人说作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这首诗中的第一句就是不同凡响的,那两个“笼”字就很引人注目。烟、水、月、沙四者,被两个“笼”字和谐地溶合在一起,绘成一幅极其淡雅的水边夜色。它是那么柔和幽静,而又隐含着微微浮动流走的意态,笔墨是那样轻淡,可那迷蒙冷寂的气氛又是那么浓。首句中的“月、水”,和第二句的“夜泊秦淮”是相关联的,所以读完第一句,再读“夜泊秦淮近酒家”,就显得很自然。但如果就诗人的活动来讲,该是先有“夜泊秦淮”,方能见到“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景色,不过要真的掉过来一读,反而会觉得平板无味了。现在这种写法的好处是:首先它创造出一个很具有特色的环境气氛,给人以强烈的吸引力,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这是很符合艺术表现的要求的。其次,一、二句这么处理,就很象一幅画的画面和题字的关系。平常人们欣赏一幅画,往往是先注目于那精彩的画面(这就犹如“烟笼寒水月笼沙”),然后再去看那边角的题字(这便是“夜泊秦淮”)。所以诗人这样写也是颇合人们艺术欣赏的习惯。

  “夜泊秦淮近酒家”,看似平平,却很值得玩味。这句诗内里的逻辑关系是很强的。由于“夜泊秦淮”才“近酒家”。然而,前四个字又为上一句的景色点出时间、地点,使之更具有个性,更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照应了诗题;后三个字又为下文打开了道路,由于“近酒家”,才引出“商女”、“亡国恨”、“后庭花”,也由此才触动了诗人的情怀。因此,从诗的发展和情感的抒发来看,这“近酒家”三个字,就象启动了闸门,那江河之水便汩汩而出,滔滔不绝。这七个字承上启下,网络全篇,诗人构思的细密、精巧,于此可见。

  商女,是侍候他人的歌女。她们唱什么是由听者的趣味而定,可见诗说“商女不知亡国恨”,乃是一种曲笔,真正“不知亡国恨”的是那座中的欣赏者——封建贵族、官僚、豪绅。《后庭花》,即《玉树后庭花》,据说是南朝荒淫误国的陈后主所制的乐曲,这靡靡之音,早已使陈朝寿终正寝了。可是,如今又有人在这衰世之年,不以国事为怀,反用这种亡国之音来寻欢作乐,这怎能不使诗人产生历史又将重演的隐忧呢!“隔江”二字,承上“亡国恨”故事而来,指当年隋兵陈师江北,一江之隔的南朝小朝廷危在旦夕,而陈后主依然沉湎声色。“犹唱”二字,微妙而自然地把历史、现实和想象中的未来串成一线,意味深长。“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于婉曲轻利的风调之中,表现出辛辣的讽刺,深沉的悲痛,无限的感慨,堪称“绝唱”。这两句表达了较为清醒的封建知识分子对国事怀抱隐忧的心境,又反映了官僚贵族正以声色歌舞、纸醉金迷的生活来填补他们腐朽而空虚的灵魂,而这正是衰败的晚唐现实生活中两个不同侧面的写照。

  这首咏史吊古诗,似是讥讽周瑜成功的侥幸。诗的开头二句,借物起兴,慨叹前朝人物事迹,后二句议论:赤壁大战,周瑜火攻,倘无东风,东吴早灭,二乔将被虏去,历史就要改观。诗的构思极为精巧,点染用功。

  这首诗是作者经过赤壁(即今湖北省武昌县西南赤矶山)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诗以地名为题,实则是怀古咏史之作。

  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十月的赤壁之战,是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战役。其结果是孙、刘联军击败了曹军,而三十四岁的孙吴军统帅周瑜,乃是这次战役中的头号风云人物。

  诗篇开头借一件古物来兴起对前朝人物和事迹的慨叹。在那一次大战中遗留下来的一支折断了的铁戟,沉没在水底沙中,经过了六百多年,还没有被时光销蚀掉,现在被人发现了。经过自己一番磨洗,鉴定了它的确是赤壁战役的遗物,不禁引起了“怀古之幽情”。由这件小小的东西,诗人想到了汉末那个分裂动乱的时代,想到那次重大意义的战役,想到那一次生死搏斗中的主要人物。这前两句是写其兴感之由。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成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双方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地描绘两个东吴著名美女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

  后来的诗论家对于杜牧在这首诗中所发表的议论,也有一番议论。宋人许顗《彦周诗话》云:“杜牧之作《赤壁》诗,……意谓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被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这一既浅薄而又粗暴的批评,曾经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如《四库提要》云:“(许顗)讥杜牧《赤壁》诗为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不知大乔乃孙策妇,小乔为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故变其词耳。”这话说得很对。正因为这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

  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如果按照许顗那种意见,我们也可以将“铜雀春深锁二乔”改写成“国破人亡在此朝”,平仄、韵脚虽然无一不合,但一点诗味也没有了。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

  另外,有的诗论家也注意到了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如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云:“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王尧衢《古唐诗合解》也说:“杜牧精于兵法,此诗似有不足周郎处。”这些看法,都是值得加以考虑的。杜牧有经邦济世之才,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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